80年前，日本战败投降，东京审判以法律和正义之名将日本军国主义镇压于国际秩序“五指山”之下。现在日本右翼一心想着复活军国主义，东京审判成了他们最想抹去的事实。右翼势力越躁动，国际社会道义与秩序的准绳就要勒得越紧。必须算清“五本账”，把东京审判的“紧箍咒”牢牢套在他们头上。
▲军国主义阴影再现，国际社会应携手捍卫历史真相、国际公义、人类尊严。
一、算清侵略罪行账：铁证如山，罄竹难书
东京审判系统梳理了日本准备和实施侵略的全过程。庭审记录和判决书显示，日本在军国主义主导下开展了有预谋、有组织的侵略战争，从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战败，入侵中国和当时的菲律宾、新加坡、英属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等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判决书里字字血泪，桩桩件件都足以将日本军国主义钉牢在历史耻辱柱上。下面这些都是审判书中记录的细节：在南京，日军在占领后的一个月内就制造了约两万起强奸惨案，“中国人像兔子一样被肆意猎取”。在菲律宾，美菲战俘遭到惨无人道的虐杀，死尸随意散乱在公路两旁。在泰缅边境，无数盟军战俘和东南亚劳工被强征修筑“死亡铁路”，惨遭折磨、屠戮，成批死去。在令人发指的铁证面前，任何诡辩狡饰都苍白可鄙。
▲1943年，日本军队强迫盟军战俘在缅甸和泰国之间修建臭名昭著的“死亡铁路”。
二、算清法理定性账：程序正义，无可置喙
日本右翼经常叫嚣东京审判是“胜者对受害者的审判”或“事后报复”，试图在司法程序上寻找漏洞。如若当真不公，那就没必要建立法庭公开审理了，完全可以直接处决日本战犯，直接要求日本割地赔款。然而盟军早就言明，“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再者说，如果东京审判纯属噱头，不过是盟军借以报复战败日本的工具，大可走走过场，怎么可能遵循《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历时两年零六个多月，开庭818次，审查4336件证据，形成4.8万余页庭审记录？法庭没有采用纽伦堡法庭的缺席审判，被起诉的28名被告全部出庭审理，辩方与检方拥有平等辩论的权利。419名出庭证人中为被告作证的多达310位，每个被告拥有2至6名日本籍辩护律师和至少一位美国律师的帮助。如此公正的司法程序，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双重审视。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如果那不叫战争，什么才是战争？！
还有一些日本人诡辩，称在当时“战争不是犯罪”“法不溯及既往”“战争责任不应由个人承担”。法庭明确指出，侵略构成国际罪行，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以及此前一些法律文件依据充分。个人在知晓侵略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对实施侵略存在主观故意，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官方身份不能作为免责理由。
这些重要原则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50年编纂的“纽伦堡原则”和联大决议所确认，并在后来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三、算清国际共识账：战后安排，不容撼动
1943年《开罗宣言》确定，盟国对日本作战的目标是“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确认“对于战争人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服从及施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一切命令及一切措置”。
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要求“盟国驻日最高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各款一一实现”。
据此，1946年1月，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上述法律文件勾勒出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服从盟国处置—接受审判”的清晰路径，足以证明接受东京审判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的一部分。
承认东京审判结果更是日本的国际义务。《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对日本有约束力，遵守东京审判结论，悔罪认错是战后对日处置举措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战后接纳日本的前提。
就连日本心心念念的所谓“旧金山和约”中，日本也承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都写入日本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约束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波茨坦公告》第6项宣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11项规定日本不得维持“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日本投降书》承诺“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东京审判清算军国主义是对上述文件的具体落实。
在东京审判的震慑与盟军的引导下，日本和平宪法应运而生，其第九条明确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可以说，东京审判是日本以和平国家身份重新融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敲门砖”。
▲2026年5月，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然而，日本这些年持续突破红线，从部署射程上千公里的进攻性导弹，到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不断扩充军备、调整安保战略，这一系列动作是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危险前兆。日本一些人不要忘了，《联合国宪章》中保留了针对侵略历史的“敌国条款”，如果日本再搞侵略，战胜国可直接采取行动而无需联合国安理会的另行授权。
四、算清现实危害账：警钟长鸣，防患未然
东京审判深入呈现了军国主义将国家引向战争歧途的手法：日本军部通过军事独裁污染政治生态，集中经济资源扩充军备。妄称“满洲”构成日本生命线，将战略性焦虑对外转移。通过教育和宣传体系鼓吹武力征服、对外扩张的“皇道”，并以所谓“防卫”“解放殖民地人民”美化殖民侵略。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
当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一样的配方，只不过包装更具迷惑性。政治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交战权。军事上，加速松绑卸缚，军费开支十四连增，还计划修改“无核三原则”。宣传上，渲染中国威胁，妄言“存亡危机事态”，将对台动武粉饰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用“国家正常化”“地区稳定维护者”“国际贡献”等掩盖战略野心，以“受害者叙事”“光荣叙事”等切断日本民众对侵略历史的认知。
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五、算清日本受益账：民生福祉，赖以维系
东京审判的警钟，曾经震醒过沉溺于“皇国史观”的日本社会，也从法律层面否定了日本穷兵黩武的发展路径。在“和平宪法”约束下，日本不得将防卫费开支维持在高位，这使得日本能够将极其有限且宝贵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到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重建中。财阀与军队的深度绑定被解除，释放了大量劳动力资源，财阀家族资本转化为大众资本。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
▲1964年10月，日本东京站举行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剪彩仪式。
从东京审判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符合日本民众的心声。审判进行之时和结束伊始，日本社会普遍表示肯定，民主反战运动一时成为思潮。《朝日新闻》派往法庭的记者团在其编纂的报道中写道：“东京审判必然带来痛苦，这个痛苦不堪正视。但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
5月3日这一天，既是当年东京审判的开庭日，也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实施纪念日。这部宪法的序言表明，“日本国民决心……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
如今，那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政客，无疑是要将日本民众所拥有的再度剥夺殆尽，再次绑上战车做炮灰。他们才是日本人民的最大敌人。
东京审判从来不是一纸过时的审判文书，它是反法西斯胜利的果实，更是约束侵略、守护和平的铁尺。世人必须守住东京审判确立的历史底线，铭记山河血泪，捍卫法理正义，绝不能让军国主义的魔爪再度伸向人间。如果日本一些人执迷不悟，继续在历史的逆流中狂飙优秀炒股配资门户，终将遭到正义的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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